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与释义对比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文，（2 / 2）

自古以来，在世时立有功德的人，死后就会被人尊奉为神；王道治理阳间，神道治理阴间，虽然是乱臣贼子，凶恶到了极点，也往往会敬畏神明。李自成到曲阜，不敢侵犯孔庙；张献忠到梓潼，也祭祀文昌帝君。而粤匪焚毁彬州的学舍、毁坏孔子的神位，两廊屋中的十位哲人，被捣毁得满地都是。自此以后，凡是他们所经过的郡县，一定先烧毁庙宇，即使是忠臣义士，像关羽、岳飞等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祇，也都被污毁了庙宇，砍坏了神像；其他的佛寺、道院、城隍庙、土地庙，没有一个不被烧毁，没有一个神像不被毁灭。这又是鬼神所共愤，希望能在冥冥之中雪耻复仇的啊！

本部堂奉了天子命令，统率两万军队，由水、陆二路进发。发誓以卧薪尝胆的精神，消灭这些凶悍的盗贼，救出被虏去的船只，抢救出被胁迫的人民。不仅要缓解皇上宵衣旰食的辛劳，而且抚慰孔子孟子伦理道德的隐忧；不但为百万的人民报冤枉被杀的仇恨，而且为天地神明雪洗被侮辱的恨事。因此传布檄文于远近各地，使大家都能够知道。倘若有具有血性的男子，起来发动义军，协助我征贼剿匪的，本部堂定引为心腹之人，酌量给予粮食。如果有怀持正道的君子，痛恨天主教的横行中国，赫然震怒以维护正道的，本部堂将礼聘于幕府，以宾客、老师的礼节对待。倘使有仗义相助的仁人，捐钱以助军饷的，一千两银子以内，发给实际收到的吏部凭照，一千两以上，单独奏请朝廷优先录用。如果有长久陷入匪贼之中，自动起义来归，或杀死匪首，献城投降的，本部堂收为部下，奏请朝廷授予官职。如果有被胁迫了好几年，头发已长了数寸，而能在作战时放下武器，空手来降的，一律免死，并给路费，送他回家乡。

从前汉、唐、元、明朝的末年，盗贼多如牛毛，都是由于君主昏庸，政治混乱，因此不能够消灭平定。现在我们的君主日夜勤政爱民，谨慎小心，敬畏上天，体恤人民，田地不加税，户口不抽壮丁；以历代贤明君主所传下来的深仁厚泽，去讨伐残酷暴虐的无赖匪寇，或慢或快，终有消灭的一天！这是无须智者说明就可以明了的。假如你们这些被胁迫的人，甘心附从叛逆，抗拒上天的惩罚，大军压境，将会玉石俱焚，是来不及多作分别的。

本部堂道德浅薄，能力贫乏，唯独依靠“忠信”二字作指挥作战的根本。在上有日月，在下有鬼神；阳间有浩浩荡荡的长江水，阴间有过去殉节的忠臣烈士的英魂，可以洞察我的诚心。希望大家都听从我的劝告，檄文所到之处，就像下达了法律命令一样，千万不要轻忽！

曾国藩写的感觉根本比不上太平军的手笔，只是一昧强调太平军残暴，文笔相当差劲，只能说太平军的文化水平确实比曾国藩的高。

《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》是太平天国于1851年在进入湖南以后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的讨清檄文，而《讨粤匪檄》则是曾国藩于1854年2月在出兵以前发布的反太平军檄文。

很多人都吹捧《讨粤匪檄》，认为它写得很好，至少要比《奉天讨胡》好很多。但是，如果进行一下比较，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？

首先，从篇幅上看，《讨粤匪檄》只相当于《奉天讨胡》的三分之二。谁可说的话多，谁可说的话少，一目了然。当然，篇幅长短也不是评价文章优劣的惟一尺度。

其次，《讨粤匪檄》有口语化倾向，使得文章显得有些文白相杂。在《讨粤匪檄》中，有些文字过于浅显，读起来像是“大白话”。比如“船只无论大小，人民无论贫富”“寸草不留”“剥取衣服，搜括银钱”“救我被掳之船只，找出被胁之民人”“千金以内”“千金以上”“一概免死”等等。这样的文字虽然不是很多，但还是从整体上影响了表达效果。在《奉天讨胡》文中，文言词汇满篇，“大白话”基本没有（“狗鞑子”等个别词汇除外），就文体而言显得整齐划一。

再次，《讨粤匪檄》长句过多，这一点对其表达效果也有所影响。

就《讨粤匪檄》而言，超过十字的单句很多，如“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”“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”“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”“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”“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”“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”“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”“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”“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”“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，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”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”“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”等等。长单句过多，彼此又构不成对偶或排比，并不能形成良好的表达效果。

至于《奉天讨胡》，除了开篇交代人物头衔的“真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、右弼又正军师西王箫”之外，长句主要是“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”“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”“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”“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”这些可以形成骈偶或排比的句子。这些句子因为能做到一气贯注，并不给人繁荣拖沓之感。

第四，《奉天讨胡》多用对偶、排比的修辞，使其布局整饬、语调铿锵、具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，而《讨粤匪檄》则一散到底，全篇呈散乱之势。

《奉天讨胡》中的偶句和排比句俯拾皆是，举不胜举。

“六合之大，九州之众”“顺逆有大体，华夷有定名”“妖座之设，野狐升据；蛇窝之内，沐猴而冠”“甲胄干戈，载义声而生色；夫妇男女，摅公愤以前驱”天道好还，中国有复兴之理，人心思治，胡虏有必灭之征”“罄南山之竹简，写不尽满地淫污；决东海之波涛，洗不净弥天罪孽！”“中国名为神州者何？天父皇上帝真神也，天地山海，是其造成，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。胡虏目为妖人者何？蛇魔阎罗妖邪鬼也，鞑靼妖胡，惟此敬拜，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。”都是偶句，或长或短，对仗工稳，行文流畅，铺张扬厉，言辞华美。

“天下者，上帝之天下，非胡虏之天下也；衣食者，上帝之衣食，非胡虏之衣食也；子女民人者，上帝之子女民人，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。”在第一段，《奉天讨胡》作者就以一组排比句否定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。而在第二段，作者更是以占全文四分之一的篇幅（自“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”至“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”）设置了一组排比句，揭批了清朝统治者数百年来奴役华夏子民的滔天罪行。排比句的大量出现，制造了一系列蒙太奇镜头，可以给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。

至于《讨粤匪檄》，则只能用“形散而神不散”来形容了。该文只有“上有日月，下有鬼神”“荼毒生灵数百余万，蹂躏州县五千余里”等极少数句子带有偶句特征，仅“农不能自耕以纳赋，而谓田皆天王之田；商不能自买以取息，而谓货皆天王之货；士不能诵孔子之经，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、《新约》之书”这段文字可以算作排比句。《讨粤匪檄》行文篇散，在气势上有所不足。

第五，《奉天讨胡》大量用典，而《讨粤匪檄》用典极少。

用典太多，会给人“掉书袋”的感觉，也会使文章显得晦涩难懂。不过用典得当，也可以增强文章的底蕴、韵味和可读性。对檄文来说，适当用典，以历史事实来增强说服力，绝对是有必要的。

《奉天讨胡》广引典故，尤其是在第三段以后。仅第三段就使用了上帝创世、罄竹难书、剃发易服、康熙暗令、三千粉黛等典故，而第四段虽短却也用了胡种（姚弋仲、苻融）守义、国士（文天祥、谢枋得、史可法、瞿式耜）死节、清军入关、赤狗白狐、沐猴而冠、犁庭扫穴等典故。

至于《讨粤匪檄》，则更多是立足于现实。除李闯尊圣、献忠祭庙、卧薪尝胆之外，那篇千字文极少联系历史。曾某何不铺排典故？我们不得而知。笔者以为，少用典故，也令曾文有所失色。

《奉天讨胡》与《讨粤匪檄》这二者孰优孰劣？在通过比较之后，笔者得出了结论：从角度入手，还是《奉天讨胡》更有可读性。《奉天讨胡》旁征博引，用词考究，情理并茂，在谋篇布局上颇费心思，像是大师的精心之作。《讨粤匪檄》略显俚俗，行文偏散，内蕴不足，在遣词造句上欠缺斟酌，像是村夫子的急就之篇。